杨光：为什么我们总那么急？
《中外管理》杂志 卷首语栏目
德国时间2014年6月20日夕阳西下，在斯图加特的一间酒吧里，因前中国驻德大使卢秋田先生的故交机缘，我有幸得以与22年前的中国足球首任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，零距离推杯侃谈。他的背后，正直播着巴西世界杯。屏幕中的喧嚣与酒吧里的热闹交融叠加，但依然盖不住“施大爷”特有的洪钟嗓音，和激动时的拍案重锤。
这是由本刊主办的“深度体验德国制造DNA考察团”在第5天的华彩瞬间。这位对中国走向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老朋友，兴致盎然地回答着我天南海北的疑问。话题已不只是世界杯，不只是中国足球，还有中国。
“您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“你们太着急了。”
这是施大爷在那晚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。虽然简短，却令我回味良久，思绪连绵。
是的，我们太着急了，而且举国都太着急了。从当年大手一挥的“超英赶美大跃进”，到10多年前成为笑柄的“中国足球发展规划”——再到我们眼前，但凡民航客机落地时，中国乘客总像着了火一般忙不迭起身取行李，逼得空姐每每失去风度大声阻止，然后只换来长久呆立在过道上——他们不是不知道开舱门需要时间，他们离开飞机也未必都有急事，但为什么还那么急呢？
说中国人急，相信不会有人反对。但中国人为什么那么急？未必大家都思考过。在世界杯的热度褪去时，我把自己的思考与大家分享一下。
急，因为缺少规则
诚如我在去年第3期卷首语里所述，中国传统文化里存在一种对于规则的蔑视。准确说，我们骨子里并不相信规则。我们讲“规矩”，是因为我们只相信权力。当权者制定的规矩，是严厉执行用来约束下面，随时打破用以满足自己的。规矩，与规则不同，在于前者永远因人而异、因时而异，是充满不透明、不确定的。
试想在权力文化下，被一堆永远“规定得严，而解释得宽”的规矩所笼罩的芸芸众生，其生存选择能怎样？他们只能靠自己。要么靠仅有的权力和信息，在规矩有缝可钻或有利自己时，抓紧图利，比如炒房炒号；要么连丁点权力都没有只靠自己的蛮力，冲破与当权者无关的纸面规矩，比如加塞挤车。
而不论是哪一种，因为没有大家可以共同遵守而可以信任和预期的规则，都注定我们无一不“急”。因为你不急，不可预知的规矩随时会卷走不可忽视的利益；因为你不急，别人会急，你就可能连最起码的生存尊严乃至空间都无从保证。进而，“急”成为了举国的下意识。
急，因为弱者思维
仅仅因为规则不确定、不透明吗？好像士大夫时代，我们在宽袍大袖下也不那么急。那我们当下为什么那么急呢？
这和我们百年来的教育宣传，和基于此形成的弱者思维有关。1840年以来的中国饱受屈辱，即便文盲，也知道八国联军欺人太甚。于是，洋鬼子永远包藏祸心，永远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，可谓根深蒂固。进而，“落后就要挨打”、“弱国无外交”等等成了举国的生存共识。
举国悲愤难泯、群情激昂且念念不忘所包裹的本质，是地道的弱者思维。然而，那晚施拉普纳还曾中肯说过一句：“其实你们没有自认为的那样弱。”我由此引申：我们的弱者思维，其实都是自我熏陶出来的。
比如，八国联军烧北京，辛丑条约赔尊严，纵然罪恶昭彰，但我们总是掐头去尾——既不强调为什么人家要联手打我们一个？我们怎样烧毁教堂？怎样虐杀传教士？怎样枪杀德国公使？如别国这样对我们，我们干吗？——也不强调这些条约客观上如何推动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？包括庚子赔款最终对中国教育起了怎样巨大的作用？如果能把满是血泪的中国近代看完整，能理解为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的必然学费，并敢于反求诸己，我们还用那么悲愤？那么较劲？那么急迫吗？
其实弱不弱都是相对的，但一旦形成了弱者心态，一切的愤怒都源于自卑，那就是绝对的自我伤害。因为没有比心态不好，更不利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幸福的了。
中国不能再急了，代价太大，急不起了。企业亦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