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选：不满足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动力
自己动手做
我年轻时开始就诸事自己动手，并且获益匪浅。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呢？我发现有些人主意很多，但是馊主意也比较多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自己动手、自己实践的机会。
我有这样一些背景，有好的数学基础，经过跨硬件和软件两个领域的实践，加上在第一线锻炼的动手能力，到了1975年机遇就降临了。机遇永远偏爱有准备的头脑。
1974年国家有一个“七四八”工程，搞的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与应用，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汉字精密照排。现在很多人都以为，国内是北大甚至是我王选最早研究电脑排版，实际上不是的，当时已有五家单位在从事这方面的研制工作，我是第六家。幸运的是，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向，而早于我的五家都选择的模拟的道路，分别仿制第二、三代照排机。当时日本流行的是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，就是把字刻在有机玻璃圆盘或圆筒上，使其高速地匀速转动，当选到需要照相的字符时，自动启动闪光灯发出短暂而十分强烈的光，使窗口位置上的字符经透镜和反射镜在底片上成像。然后依靠反射镜旋转或移动底片准备使下一个字符曝光，所以全部是机械选字，精度要求高，还涉及器件和材料方面的困难。美国流行的是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机，所有的字模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在计算机内，输出装置是一个高分辨率的阴极射线管，其分辨率比电视显像管高得多。1986年后才开始在美国推广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当时还没有商品。第四代激光照排用激光来扫描匀速前进的底片，与中国已有基础的传真设备有相似之处。激光不能像阴极射线管那样瞬时改变光点直径，所以不同大小的字形必须用不同大小的点阵表示，例如正文字就需100×100以上点阵，大号字甚至需要1000×1000以上点阵。大家看报从来没感觉到这个点，因为它非常密。印刷用的汉字有2万多，50多种字体，50多种字号，都用点阵表示，信息量达上千亿字节。西文字母少，存储量问题并不尖锐。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的问题成为第四代激光照排的主要难关。我们于1975年提出了轮廓描述与参数描述相结合的方法使字形信息量大大压缩，又采用软、硬件相结合的方法使汉字字形的复原速度达到每秒700字以上，从而跟得上激光扫描输出速度。发明这种技术方法，我们便大胆提出跳过日本流行的二代机、美国流行的三代机，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决策。
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助教，这样的思路，人们都非常怀疑，有人说我是在玩弄骗人数学游戏，是不可信的。当然我很幸运，凡是来协作并参与具体工作的，绝大多数都相信，因为他们看到了整个设计和论证都非常严密，后来得到了电子部、教委、计委、科委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，最终取得了成功。我们从1975年到1992年一共得到了近1000万元的投资，近20年里头得到1000万，这不算多。
后来的变化是戏剧性的，一开始大家不相信中国自己能搞成激光照排，所以凡是有钱的报社和出版社买国外的产品。到后来我们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把来销售产品的蒙纳、王安、写研、二毛、森泽等外国公司全部赶出了中国市场，占领了99％的报业和90％的黑白书刊市场，从1975年到1992年国家一共给北大投资了近1000万元的研究经费，而我们回报国家十几个亿的利税。当时人民日报进口的是美国赫赫有名的HTS公司的产品，一套系统320万美元，而我们国产系统的是200多万元人民币。如此昂贵的系统与我们比性能差距很大，始终无法正常运转。后来人民日报与他们终止了合同。被北大取而代之，从此HYS这家赫赫有名的公司破产了。
我看过一部电视片，讲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，建议中国先发展导弹，后发展飞机。人们非常奇怪，中国是不发达国家，飞机是国外成熟技术，我们去赶人家也许还来得及，怎么能超越时代去搞导弹呢？那时候苏联和美国都没有洲际导弹，钱学森就讲，“搞导弹容易搞飞机难”。因为飞机载人，长期反复使用，中国基础工业薄弱，发动机、材料等一系列困难短时间解决不了，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疲劳试验；导弹是一次性的，这点比飞机要容易得多，但导弹要准确命中目标，要有高超的制导方法和技术，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攻克这一难题的。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。
我们的经历跟钱学森讲的很类似，绕过了二代、三代照排机在机械、光学、材料和底片方面的一系列技术困难，直接研制四代机，四代机的最大难点是汉字字形存储量大的问题，一旦用独特的方法解决，整个系统的研制就变得比较容易了，这就叫技术上的跨越。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专门讲过这个问题，我非常赞赏，这是非常正确的，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，实现技术跨越，有时意味着用创新的设计，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，走一条高效益的、事半功倍的捷径。
美国巨型机之父克雷（Cray）曾说过，当他提出一个新的构思时，人们常常说“Cannot do”，你是做不成的，对此最好的回答就是“Do it yourself！” 你自己动手做。我从1975年到1993年18年间，一直在科研第一线苦干，没有寒假暑假没有星期天，也没有元旦没有大年初一，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我在三十多岁、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很自豪，我想我将来做第一线工作能做到六十多岁。实际上后来情况不是这样。我56岁那年，跟每年一样，每到春节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，那时候干扰最少。春节前的四天一直到初十，整整两星期，我就做一个设计。我认为是一个改进的设计，整整花了两个星期，一天工作三段。到了年初十我就拿出来一叠设计，给了我的一个春节回家休假回来的研究生，他看了以后说，你所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。IBM的PC总线上有一条线，你可以检测这个信号。他一句话我全部明白了，我这两个星期所做的工作全部是没用的，是一种笨办法，是因为我比年轻人接触第一线少了，我就不知道IBM的PC总线还有这么一个信号，我没有加以利用。
通过这件事情，我豁然开朗，觉得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已经比不上年轻人了，何况我不熟悉的领域那就更差了，我就表扬这位年轻人，你这个想法确实非常好，同时又批评他，你有好主意为什么不自己提出来？为什么非得我用馊主意才把你这个好主意逼出来呢？
一个新的构思不大可能由别人来实现，别人没有你这么多的感情，碰到困难就会很快缩回去，所以一个newidea的提出者通常是第一个实现者，否则很难成功。而且由于市场上的变化，你很多好的想法不尽快实现，过几年就会被淘汰，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动手。
不满足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动力
俄罗斯的作家契诃夫曾经讲过，对于自己不满足，是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。我想对待科学也要有永远不满足的愿望，我觉得可怕的是一种满足感。
有些人出一些成果还是比较容易的，在鉴定会上请一些亲朋好友，最后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。我很少参加鉴定会，要讲得既不丧失原则又让人听起来非常舒服，其中常见的手法就是加很多限制词，在什么什么条件下，是国际领先水平，是国际先进水平……明白人一看就知道，加上限制词以后，那些“国际领先水平”就一点价值也没有。假若都要相信中国的鉴定会结论的话，中国早就是科技上的超级大国了。
也许当时我们这一批中年教师比较看破红尘。今天我讲起来，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，红火得不得了，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从1978年到1985年这中间是如何地艰难，当时的风气是流行写论文、评职称。1983年聂荣臻元帅忧心忡忡地给国家人事部门写了一封信，意思就是说，什么都要看论文的话，国防科研就没人干了，大夫也不看病了，写论文去了。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。
当时我们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已经研制成功，1985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，1986年获日内瓦国际发明金牌，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，也应该是很高的奖了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成就感，反而有强烈的负债心理，因为我们的产品还没有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。我们经常反问自己，到底对国家是有功还是有过？尽管我们得了这么多奖，但如果将来的市场都被外国公司占领了，那么你这个功劳在哪儿呢，国家投资都到哪儿去了呢？所以这种负债心理激励我们，必须努力奋斗永不满足。
当我们垄断了国内市场以后，我们觉得在国内发展还远远不够，所以决定到海外去，进入港澳台的市场。今天香港的大多数报纸是用我们的系统出的；台湾最大的报纸《联合报》，最大的晚报《自立晚报》，国民党的机关报《中央日报》和台湾最大的省报，都是我们的用户。做到这一点很难，假如不是技术上的领先，是很难进入台湾的，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看不起大陆的技术，觉得我们就是搞军事厉害，原子弹、导弹厉害，搞民用的高科技不行。但是一用一看，确实高出一筹，慢慢地就相信了。
国民党的机关报用大陆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。1994年我去台湾中央日报社考察，他们跟我很正经八百地说，你们的江泽民听到北大方正用先进技术武装国民党，一定会不高兴。我说江泽民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，要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好。1995年元宵节晚上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在京著名专家学者，我跟江泽民同志说了这件事，他听了非常高兴，说你们要把这件事情做好，促进两岸交流，这个跟政治无关。过了两个月他想起这件事又问，北大方正在台湾中央日报的进展怎么样，那个时候我们经过激烈的竞争，已经使对方选择了北大方正。他们总编说，用北大方正的系统之后，报纸的质量、效率和水平都明显提高。后来他们又加订了两套高档彩色系统，中国还没有一家报社一次订两套这么高档的设备。
我们确实是促进了两岸的交流。台湾的报纸来大陆看了我们的研究以后，非常感慨。有个专家讲，像你们这样一心一意扑在技术上的年轻人，在台湾十年前还有，今天已经很难找了。台湾的年轻人都急功近利，想着赶紧去赚钱，你们还能保持这样一支埋头钻研技术的队伍，非常可贵。
不该得到的名利千万不要去得
我的名利观就是不该得到的名利千万不要去得；可得可不得的名利尽量不要去得；该你得到的是可以去得的，这是我自己的体会。
我们国家有一种“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的称号，1984年是第一批。当时北大报了七个人到教委，这七个人有我在内。到了教委以后，另外六个都留下来，把我给刷掉了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感到很高兴，因为我看那六个人都比我出色，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，当时已经是学部委员的姜伯驹，还有古文字专家裘锡圭，后来很出色的数学学会理事长张恭庆，都非常优秀。我当时的成果要比他们少多了，系统还没有应用，只是名声有一点点。东西用都没用，算什么成果呢！
我觉得上不去是最好，上去了倒很勉强。
1986年，第二批我被评上了，我也觉得很高兴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系统已经在新华社投入生产性使用，应用得比较好。
应该树立正确的名利观。我很赞赏欧美流行的一句话：一心想得诺贝尔奖的人，是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的。如果一心老想混一个什么地位，懒得劳动，懒得奋斗，走各种关系，哪有精力搞专业，哪有精力钻研学问呢？李远哲获诺贝尔奖时正在做一个学术报告，外间已经广播李远哲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做完报告有人上去向他祝贺，他感到莫名其妙，他还以为人家祝贺他刚才做的报告不错呢。
强者才会纳谏
我并不出类拔萃。我能够取得一点成绩，有些经验和教训对大家也许有参考价值。我的智商不是太高，但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做班长，后来做学生干部，做团支书，做团委副书记什么的，这给我一生带来极大的好处，让我懂得为别人考虑，懂得接受别人批评。十多年的学习生涯，我当了十二年的干部，这对我的锻炼是不可估量的，这对做大事业是非常重要的。
我觉得现在一些年轻人最大的毛病，在于自我感觉太好。就他们的才华来说，我一点都不怀疑，我觉得可怕的一点是自我感觉太好，这也是年轻人最听不进去的一点。
我觉得强者才会纳谏。我经常讲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，说他是古代最伟大的君主，很善于纳谏。康熙皇帝尽管说是千古一帝，但是康熙那个时代，欧洲已经经过了文艺复兴，科学技术开始发展，出现了牛顿，而康熙还在闭关锁国。唐太宗时代的中国，长安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，有100万人口，是世界文化的中心。
一个人的品质最重要，要懂得依靠别人。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优点可能是洞察力，懂得什么是技术发展的前沿。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自我感觉一直不好，我在年轻的时候和我的同事合作，我觉得这个人在这个方面比我强，那个人在那方面比我强，他们都有某些方面比我强，所以我懂得依靠别人，这个是我的另一大长处。
我对日本“管理之神”松下幸之助的一段话印象很深，他说他有三个劣势，后来都转变成优势：因为穷，所以要拼命奋斗；没上过大学，所以努力自学；身体不好，所以懂得要依靠别人。
懂得依靠别人，看到自己的弱点，我觉得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。罗曼·罗兰说，能有伟大的胸襟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。宽宏大量是一种美德。
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
我非常赞赏北大博士生的一句话，就是在学校期间不要着急去满口袋，而要去满脑袋，因为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。
严济慈先生有一个座右铭，这个座右铭是法国作家莫泊桑说的，而且也是我的座右铭：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力再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我觉得要在学术上有成就，还要加两句，就是必然要损失掉不少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乐趣，也会得到常人所不能享受到的乐趣。我十八年没有寒暑假没有年初一，显然常人的悠闲我享受不到，但我也能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乐趣。
从1988年到1992年这段时间，我每到一个城市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看报栏，看报栏里哪些报纸是铅排，哪些是用我们系统出的，最后还要看报纸是用哪个版本排的，我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一种享受。
1991年我到上海交大，一看上海交大报栏里包括上海交大校刊在内的报纸，全部是用我们系统排的，所以这以后我就不再看报栏了。这种享受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享受。
（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学术报告厅》，有所删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