罗志田：校园里的乡愿风

（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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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校园里居于强势的老师也要趋奉弱势一方的学生之时，我们的校园究竟已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还真有点让人惊心动魄

清季心情不爽的谭嗣同曾说，中国二千年之学都是荀学，“皆乡愿也”。这大约有些写意，更多表现作者自己的情绪和态度。相对写实的是明儒顾允成，他看到“三代而下，只是乡愿一班人，名利兼收，便宜受用”。以今日的标准言，两人大概都有些“反传统”的意绪，其所言或有些以偏概全；但以乡愿方式处世，可以“名利兼收，便宜受用”，似乎也于史有征。

后来张东荪把20世纪前几十年中国的一切问题，都归咎于“士阶级之腐烂”，亦即他所谓中流阶级心性（mentality）的恶化。具体表现在“只知苟且；只知规避责任；只知迎合意旨；只知从中取利；只知说假话；只知在夹缝中讨生活”。在顾允成和谭嗣同眼中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状态，在张氏看来不过是新近出现的现象，则他对传统的感觉比上两位要好许多。

他们自己都是读书人，故这些激烈的批评也是自责，恰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反求诸己的传统。就个人而言，顾允成一生都在得罪权贵，在进士殿试对策时就“语侵帝妃”，排名被移置最末；后又数次抗疏大员，仕途不畅，终不得不乞假归乡讲学。谭嗣同更以身试刀，欲为天下存士节。再后来“士阶级”中不苟且和不规避责任的，其实也不少见。两朝皆曾身入牢狱的张东荪，就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张氏所观察到的现象，确实存在，后来还呈现出变本加厉的趋势。

孔子本视乡愿为“德之贼”，然何谓乡愿，却未明言。不过他曾描述“非乡愿”状态，即“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”；这虽可能仅是理想，但至少可知，若对善者和不善者皆不表出自己之好恶，大约就是典型的乡愿了。

今日大学校园中乡愿之风似乎颇盛（据说有高人释乡愿为“乡下人的心愿”，若如此，则此类校园风气或即因全社会都关注 “三农”所致，亦可谓创新），老师对学生皆取“鼓励”态度，竞言学生之善，而不言其不善。这有点像曾国藩论官家用绅士：“见一善者则痛誉之，见一不善者而浑藏不露一字。”长期坚持，或能使“善者劝，则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”。但那是作战的时代，官家需要“本无任事之责”的绅士去拼命，故以宾客礼待之。若老师教学生也仿此手段，或许就有些不厚道了。

我知道很早就有老师对学生采取某些鼓励性举措，如上课时故意卖个破绽让学生指正等等；但总以为这是针对少年人的技法，大学生已经算成人，似不必延续中小学的教育方式。故我对学生赞扬不多，而对我以为不足之处（虽可能出于我的偏见），却从来“不吝赐教”。已有不少学生和来进修者告诉我，虽然他们受到这类有失面子的“指教”并不愉快，后仍心存感激，盖现在能直接指出学生问题的老师，已经很少见了。

听到这样的“致谢”，颇感触耳惊心。一方面自己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多鼓励学生（仍不成功），同时也在思考究竟什么方式对学生更有利。过去教书尚严，甚至要体罚；据不少有切身体验之人的回忆，打手心据说对成长很有实效。但因为这是不文明且侵犯人权的，已经明令禁止了。现在时兴表扬和鼓励，中小学生不时从学校带回光碟和书籍，指示家长多鼓励和表扬子女（这还真有实际的需要，因为他们会带回更多的作业，往往做到深夜，不鼓励实难以卒业）。然而对已经有公民权的大学生，是否可以适当减少表扬，增添些微批评呢？进一步的问题是，我们是否有些矫枉过正，在鼓励之路上走得太远？如今不仅批评多太婉转，且不排除有些人已从迁就学生发展到讨好学生的程度了。

平心而论，很多实际在迁就甚至讨好学生的老师，在意识层面未必有意为之，更多或是无意中遵从某种风气而已。然而，普遍的无意识趋从恐怕比少数的有意为之还更可怕。我们都熟悉“皇帝的新衣”这一外国故事，那皇帝毕竟是所谓强势一方，因被奉承而掩盖真相，还可从权势的强弱去理解。在校园里的师生关系中，多数人似乎都认为老师居于强势，而学生是弱势一方。当强势方也要趋奉弱势方之时，不仅葛兰西（AntonioGramsci）的权势理论受到挑战，我们的校园究竟已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，还真有点让人惊心动魄！

（二）

【南方周末】http://www.infzm.com/content/20753

在形成善恶是非的表述都婉转到“受众”可能无法理解的风气后，师生可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相互“误会”，学生在大学里还能得到多少教益？

今日大学校园中乡愿之风颇盛，老师竞言学生之善，而不言其不善，这也有些背景因素。

蔡元培曾说，自“科举废、学校兴”，教师登堂宣讲，学生聆听，师生之间的接触和感情皆远不如书院时代，学术授受渐“同于商贾之买卖”。对于这类现代学制产生的师生疏离，很多教书人是不满意的。据说蒙文通先生曾把课堂搬到茶馆去，授徒于品茗之间，风雅与学问兼得，而师生的感情也更融洽。但那是在斯文尚未彻底扫地的时代，我猜茶馆里总有相对宁静的处所，予读书人以清谈之便。今日的茶馆，或许就没有那么雅静；论学于喧闹之中，恐非常人所能。

蒙先生的做法，体现了前人寓教于乐的主张。《吕氏春秋》说，劝学要顺诸人情，而“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，不能得于其所不乐”。能快乐地学习，不肖者也能参与；若是痛苦地学习，即使贤者也不能持久。故“达师之教也，使弟子安焉乐焉，休焉游焉，肃焉严焉”。简言之，使从学者乐而后有所得，才可谓“达师”。

不过，安乐休游之余，也还要有所“严肃”，才能于学有益。今日校园中一些老师或许为了能让学生安乐休游，便以鼓励代批评。有些热心肠的人更可能因现代学制下的师生疏离而产生负疚感，无意之中不好意思批评学生，或虽批评而使人听起来像表扬，后者就有些接近乡愿了。

例如，有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实在不高明，答辩时多位老师表述了不满和批评，但这些老师的表述均极为婉转动听，以至于该同学全部听成了赞扬，后来也一直认为自己的论文做得不错。直到有一天另一位老师看了他的论文，告诉他其实不高明。结果他回去请教过去的老师，才知道他的导师原也不看好那篇论文，当时有特别原因未参与答辩，后来又“来不及”告诉他。而那些以动听语汇表述批评的老师们，也都曾将其不满告诉了这位导师。换言之，除了当事人本身，人人都知道这篇论文很差。假如没有后来某老师的直接表示，这位学生可能一直认为他走在正确道路上。估计上述老师都是出于善意而想要表现得厚道，然而实际后果恐怕难逃“误人子弟”之嫌。盖若该生良好的自我感觉保持得太久，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才遇到挫折，这晚来的打击，很可能彻底摧毁其学术自信心。

乡愿风气流行后，学生较少听到直接的表述，也渐渐习惯于从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测老师的意愿。某校一位进校不久的研究生想要申请公费到美国进修，要导师写推荐信；导师因为前一学期恰外出客座，尚未给该生上课，所以要该生找已修过课的老师写推荐信（美国的学校并不习惯看只有套话的推荐信，而会预期看到有实际接触经验的老师给出的具体评价）。结果这位学生将此解读为老师反对其出国，立刻放弃了申请。事情传到系主任那里，就成为其老师自以为世界第一，不主张学生到外面去学习。

正是乡愿风气的流行，使得毕竟居于弱势的学生不能比老师更直白。本非乡愿的学生，却成为乡愿风气的直接受害者：其虽不情愿，却不得不“顺从”了其认知中老师的意愿，失去了一次到外国见世面的机会。同时，系主任听说该系有天下第一的教授固然快慰，又似乎尚无此自信，结果只能认为此人故步自封，不思长进，还妨碍学生进步，颇为不悦。在师生和同事（且是领导与被领导）之间这样的误会之下，该系的研究生培养，至少在牵涉到三位当事者之时，恐怕会遇到很多困难。而形成误会最主要的因素，即学生并未向老师坦承自己的疑虑，甚至没能“弱弱地问”老师的本意。

师生之间是以“客气”处事更好还是坦诚相对（包括赞扬和批评）更好，也许还可以探讨。从实际看，至少今日重点大学的学生们受到的鼓励和表扬或已够多，他们“进入社会”后还会遇到很多挫折甚至打击，同时也会面临很多竞争，包括不同观念的竞争；在大学期间稍微有些不那么顺畅的经历，开始尝试怎样面对批评，或许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历练。

比这些实际考虑更重要的是，在形成善恶是非的表述都婉转到“受众”可能无法理解的乡愿风气之后，师生都可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相互“误会”，在这样的场景之中，学生在大学里还能获得多少真正的教益？我们做老师的是不是有些误人子弟？

（三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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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平曾说：清季新学堂几乎要求学生“一日遍习十余事，一人遍读四库书”，诚所谓“大而无当”。不意今又再现于大学之中

大学校园里的乡愿风，不仅表现在老师竞言学生之善，而不言其不善，还可见于对学生无保留的“鼓励”。

如今不仅有“政治正确”之风，也有不少“学术正确”的惯习，提倡“跨学科”就是其中之一。很多学校都特别鼓励“跨学科”的学习，据说某名校历史系的大半学生都要修习第二学位，并热衷于参与耗费大量时间的各种短训班和实践活动；本科生学习第二外语的相当常见，一些人在本科期间已开始学习第三外语（其中一些学生的第一外语确实好，但更多的人则未必佳）。

某次一位海外前辈来敝校讲学，回忆他当年到美国留学，对当地学校重视“跨学科”和“外国语”，印象颇深。我当时客串主持，不得不告诉他这正是如今我们学校的现状。或许这验证了我们已经“与国际接轨”，不少人听了可能会很高兴。我不知他是喜是忧，熟悉国内大学校园状况的人，则知道这一状态之下，也掩盖了一些不甚佳妙的现象。

以前有人说大学要有大楼（这在中国颇有渊源，至少是从张之洞开始的传统）；又有人说大学要有大师（这恐怕更多是可遇而不可求）；后来还有人说“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”，一度相当流行；现在大学似乎有变成“大而无当之学”的意思了。廖平曾说，清季新学堂之立意，几乎要求学生“一日遍习十余事，一人遍读四库书”，诚所谓“大而无当”。不意今又再现于大学之中！

与廖平时代不同的是，如今这已形成风气，学生皆自动遵奉，而无需体制来要求。有一位在上述风气下结束本科学习的学生，读硕士后仍习惯以一人之力做两三人之事。某日其导师建议：不妨先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究竟有多大，然后根据自己的能力确定到底可以同时向多少个目标进发；也就是量力而行，学一样就要学好，然后再说其余。这位学生惊讶之余，颇叹其此前听到的全是鼓励，不论想要做什么，老师都说好好好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师提出思而后行的建议。

尽量“跨学科”、参与短训班和修习多种外语等做法，确实都体现着“与国际接轨”，鼓励课外多学多做尤其是美国从小学就开始的校园风气。但我们有一样与外国（特别是美国）不同的关键因素，学生从小学开始作业就无比沉重，而我们想要接轨的地方却并无这样多的负担。因此，若不与其作业量接轨，仅与其什么都做的风气接轨，结果只能是学生的体力不支。现在中学生出现白发者已不少见，大学生的健康同样是个“发展中”的大问题。

像廖平所说那样一身而兼数任，书念不好尚在其次，很可能因长期的超负荷支出而累垮身体，到需要体力时总感觉精力不足，结果是以“亚健康”的身体状态接受“亚健康”的教育。据说上面提到的那位学生后来虽减少了一些项目，仍在同时推进其他地方可能要两个学生才能应付裕如的事项。结果上课时哈欠连连，自己也苦不堪言。问其何以如此自苦？答复是家庭有压力、同学间有压力，这里那里有压力，等等等等。

他们似乎最少考虑的是自己！

如此自我感觉忒好（故可尝试“能者多劳”）而又缺乏个人主体性的现象并不少见，总让人想起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的老话。这样为了他人的“认可”而学习的风气，正扫荡着我们的校园，冲击着越来越多身体已经处于“亚健康”的学生。

在此风气下培养出的学生也有相似的特点，即教材之外的专业和非专业书都读得很少，本专业的基础较差，第一外语的能力实际不强，最主要的是口头和书面的中文能力都相当不足（此大概言之，不排除个别人的确样样俱佳）。很多人常说中国学生基本功扎实，但不如外国学生那样勇于创新和能够创新。以现在的校园风气，恐怕前面的优点正在丧失，后面的缺点还可能扩大。

窃以为，大学教育不论在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阶段，最主要的是让学生保持开放的心灵，尽可能提高自身的想象力（以不逾越学术戒律为限度），建立一定的批判能力（故对任何成说都自己思考而后定取舍），养成做事牢靠的习惯。这些可能就是所谓创新能力的基础，而乡愿风气与上述所有目标皆相牴牾，或许已到师生都须有所反思的时候了。

（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