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大同市长耿彦波：我们在一个地方从政，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的人生？

在太原工业学院2009年暑期干部培训大会上的讲话

今天非常高兴，在我人生中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老师，感觉很紧张，简直无法开讲。吴院长说了那么多好话，而我一路走来，感觉自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。现在我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，是今天可以看到明天的人，是到了所谓叫“老头子”的年龄了。老头子还能干些什么事情呢？从年龄上说，我已经干不了几天了。可能大家第一次来大同，我对大同的城市建设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大同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当时全国仅有24个，第一个是北京，第二个是成都，第三个就是大同。为什么大同能入选历史文化名城呢？主要原因是大同有悠久的历史。在公元398年，大同曾经作为北魏的首都，做了将近百年的首都，同时这又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首都，因为北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。北魏人非常了不得，当时他们是原始部落，住在长白山嘎仙洞，后来逐步兴起，建立了北魏王朝。

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少数民族是军事上的胜利者，也就是征服了汉民族，但是在军事胜利后不久，就在文化上全面地、彻底地向汉民族学习，北魏王朝如此，元清亦莫能外。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合力，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生生不息、能够延续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。

北魏王朝取得天下以后，进行了彻底的汉化。北魏孝文帝非常年轻，从十几岁即位，二十几岁时亲政，一直到三十二岁去世。在短短十几年的从政中，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彻底的改革，他要求30岁以下的官员必须说汉话，不说汉话的人不能做官，采取了坚决的措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必须和汉族通婚，要求上层的官员和汉族的子女通婚，着汉服，姓汉姓，北魏王朝姓拓拔改姓元姓，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，同时出生地都改为洛阳。我们现在的少数民族中没有鲜卑字，因为他们已经将鲜卑字全部改为汉字，彻底汉化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，她能够包容天下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胸怀，没有历史包袱，在全面吸收汉文化以后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——云冈文化，这创造了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，可以说云冈文化是当时中国文化的顶峰。北京的朋友来了，我常跟他们开玩笑说：欢迎你到“首都”来。他们说怎么是首都呢？我说我们的“首都”和你们的首都有一些差别，无非是我比你早了七百年，你比我晚了七百年。大同叫“北京”曾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，北魏王朝到了洛阳以后，把大同称为“北京”。

我们来到大同以后，我们怎么来对待大同这个城市？我们怎么来打造大同这个城市？怎么来规划大同这个城市？一个好的城市有三个标准：一是宜居城市，也就是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；二是利居城市，也就是适合创业、方便人生创造的城市；三是乐居城市，是快乐居住的城市，它是在宜居城市和利居城市基础上的再创造。乐居城市有两个指标，一是历史文化名城，如巴黎、威尼斯等历史文化名城都保留了古老的文化；二是山水园林城市。达到以上两个标准的城市，才叫乐居城市。大同市政建设就是按照乐居城市的最高标准进行谋篇布局的。我一直讲，我们大同不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。如果比大，那么我们连太原也比不上，因为太原是省会城市，而大同仅仅是一个经济城市。我们不会与别的城市比大，但是大同要做一个最有特色的城市。在中国城市建设的伟大运动中，大同要打造自己的特色，以自己的特色来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位置。

那么，大同如何来打造乐居城市、特色城市呢？我们是这样来构想的：我们在城市的大容器里面装入两个景观，以御河为中线，一边是历史文化名城，一边是生态园林城市。一个传统，一个现代；一个文化，一个生态，这两个文化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这种对比就会形成一种张力，进而形成一种魅力，最终形成深刻的大同印象。历史文化让人迷醉，自然山水城市让人留恋。人类一是从水里出来的，一是从树上出来的，所以人有两大天性，即喜欢水和树林。自然园林会给人带来心灵上的欢愉，人会感到非常高兴。特色城市让人留恋往返，让人终生记忆。在中国城市化运动中最可怕的就是“千城一面”，没有特色，都是高楼大厦、水泥森林。而有特色的城市都是让人记忆的，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，我们就是要构建具有鲜明特色、温暖的、温馨的城市。温暖的城市让人留恋，我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。

去年以来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复原工程。今年开工了十大工程，包括东城墙，今年力争把东城墙恢复起来。明年北城墙、南城墙，后年西城墙，城市里的主要景观，如文庙、关帝庙、华严寺、善化寺、清真寺、重阳宫等都要修复，下一步我们还要恢复总政署、府衙、代王府等。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城市是个水平城市，就是连续的、连片的四合院，现在我们要形成一个流动的、富有乐感的城市。建筑不是被称为立体的雕塑、凝固的音乐吗？我们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历史的、文化的一个景观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四合院，靠连续的空间来取胜。到了欧洲，欧洲那么伟大的教堂，延续几百年，他们依靠单体建筑成为亮点。我们主要是靠一个群体的整体性，靠整体的完整性来体现美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、最大的美。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建设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——大同。

在御河新区我们要打造一个最现代化的城市，也就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作品，当然我们这是有传承的、有文脉的、有继续性的、有特色的。在新区我们有文瀛湖，其面积相当于西湖，有10公里长、1公里宽的御河，这是我们的主要景观、生态廊道。我们在新区提了一个口号：“生态城市，我们的家园”。同时，我们的建筑全部邀请大师设计，我们的图书馆是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科恩设计，我们的博物馆是中国当今年轻一代最优秀的设计大师崔凯设计，我们的大剧院、会议中心都是请国际大师设计，进而营造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。

在人生的把握上，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每天碰到的问题，其实我们的人生每天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。人生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，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遇到的事情？我们面对这么多的事情，我们在一个地方从政，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的人生？我在实践中有这么几个体会，下面，我给各位老师汇报一下：

第一，是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？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，每一件事、每一项决策、每一项大的行动，都面临着这样的取舍和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工作，你不要背负这样的包袱，我是干好事的，大家一定三呼万岁，鼓掌欢迎，社会都是同情和支持的，世界上没有那样的事。如果你是一个领导，你干好事的时候，大家都说好，你背上这样的包袱，你肯定干不成。我们人身有个特点就是任劳容易任怨难。我在这个地方是为大家做好事，结果引来一片骂声，那我就不干了，好多人都过不了这个坎。我在这个地方准备干，结果大家议论纷纷，骂声一片，我这是做好事，大家却不理解，我干什么干呀，算了吧，不干了，撂挑子。如果我们过不了这个坎，总以为干好事，大家都应该说好，都应该三呼万岁，都应该绝对拥护，但实际人是有差异的，人是有不同层面的、有不同利益的群体，你不可能达到那样的目标，实现那样的效果。

在2007年之前，六项政治拆迁都是零散的小户。到2007年，我们在太原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建设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我们做事的标准是什么？是一个什么样的追求？在太原的历史上一定要记住一位伟大的市长——岳维藩，在规划迎泽大街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骂，岳市长说了一句话“五十年不落后，一百年不后悔”。当时是五六十年代，那时是一个汽车很少的时代，正是因为那个时代，很多人都在骂，修这么宽的马路不是浪费时间吗？那个时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，现在看七十米算什么呢？但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非常有限，修这么宽的马路，浪费土地，浪费时间，人过还很慢。面对种种骂声和不解，岳维藩坚持下去了。岳市长的那个时代可以叫有规划，又可以叫没有规划，除了中间红线，所有的高层建筑必须退后30米。所以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相当长时间里，太原市在北方是独领风骚，像河北的石家庄、河南的郑州等省会城市远远比不上我们太原，太原因为迎泽大街而自豪。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我们非常惭愧，受利益驱使，很多人在迎泽大街旁建立了商铺，像迎泽宾馆旁边就有很多商铺，如珠宝店的利润一年就有好几千万。做酒店有三句话：第一是位置！第二是位置！第三还是位置！有了好位置，酒店肯定是很赚钱的。迎泽大街上有个唐都饭店，历史上唐都饭店还是很好的，就是后来今天加一点儿，明天加一点儿，搞得乌七八糟，破坏了建筑的完整性。

然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首先提出来，我给申书记汇报，太原市第一项就是开始拆迁，包括滨河东路的50年绿化，必须下定决心！当时申书记同意了，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决议。太原市一进行拆迁，社会舆论就来了，骂声铺天盖地，当时5月份正好是碰上选举。我当时是人大选举的副市长，受到了很多的舆论压力，手机里收到了很多攻击性的信息，如太原市的拆迁，宝顺不知道，幼军不知道，就耿彦波一人知道。我的压力大，领导的压力也很大，申书记当时压力也非常大。我说:“申书记，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大家永远说好，平平静静的，你肯定当不好这个领导。好领导都是在骂声中，由骂到不骂的过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是选择挨一时骂还是挨千秋骂？为什么这样选择？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怕一时骂，不干活，那么你走了以后，历史上人们会说，某某某在这个地方什么事也没有干成，耽误了一个城市的发展时间，浪费了人民的时间，这还不挨历史的千秋骂吗？我一直说，当官好比是老师在黑板写的字，当官一张纸，老师不高兴，一擦黑板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当官是附加在身上的一些价值，我们还是我们自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选择就是咬住牙，往前走，“能经磨难真铁汉，不招人嫉是庸才”。 在城市建设中，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说好。“作天难作二月天”，在二月天里，蚕需要天气温和，麦子生长需要寒冷，老天都很难做到平衡。还有一句话，“行人望晴农望雨”，行人盼望晴天好利于赶路，农民盼着雨天好利于耕种，老天尚且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的取舍就是能挨一时骂，不挨千秋骂，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选择。如果你怕挨一时骂，那么你就要挨千秋骂。正如林肯所说，人生的责任你总要承担，你逃掉这个，你逃不掉那个；你逃掉眼前的责任，逃不掉历史的责任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选择：宁挨一时骂，不挨千秋骂！

第二，是留遗产还是留遗憾？

我们搞建设，是建百年工程、千秋大业，还是今天建起来明天就后悔的工程？城市建设一定是一个积累的过程，我们的城市应该是加法，而不是减法。我们今天的建设和创造，是明天的财富，这样的城市才是有希望的。我们常常是这样，今天的决策看起来就不怎么正确，明天更是错误的，后天就是糟粕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存在这么大量拆迁的原因。拆迁是为什么？拆迁是为了纠正错误，就是我们犯的错误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必须纠正，那么纠正错误是要花代价的。其实在城市建设中，哪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愿意拆迁，拆迁是大家看不到成果的，而且拆迁的损失是无形的损失，只有建起来，老百姓才能看到成果，但是我们好多城市不拆能行吗？

带着这个问题，我去欧洲巴黎、慕尼黑等城市进行调研考察，我就问他们如何进行城市的拆迁？他们说，我们的城市建设执行的是300年前的规划，从来没有拆迁。看了欧洲以后，我就总结了这么几句话：

第一句话，规划就是财富。因为有了好的规划，又能实现好的规划就是一笔财富。可以说我们大同违反规划的建筑比比皆是，本身我们的道路是40年的道路，本身我们不应该有拆迁，规划是控制未来的，我们却恰恰缺少这些规划。修40年前的路，全部拆迁费就要4个亿，这就是说我们修一条路几个亿，而拆迁的成本远远大于修路的成本，所以规划就是财富，所以规划是最大的隐形财富，规划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。

第二句话，历史就是永恒。欧洲的城市为什么那么好？因为古老的城市就是永恒的城市。我们如果能够保存了大同从北魏398年以来的都城风貌，那么大同现在就会是国际上的大都市。如果当时北京城按照梁思成老先生的规划，新旧分开，保护老城，保护北京的老城墙，因为那是世界独一无二的。从元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定都在北京，城墙没有遭到破坏。中国的历史所以没有积淀，和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有关系，农民起义军进城后多半都是毁城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言，先一把火烧掉，然后再建新的。幸运的是，满人进入北京城后，全盘保留了北京城，明代的城市保存完好，被誉为“三代都城”。如果北京城能够留下来，那么北京城养活中国13亿人中1亿人是没有问题的。历史是永恒的，一个永恒的城市一定是有历史的城市。

第三句话，文化就是灵魂。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，我们到了很多新兴城市感到这些城市多半没有文化。十年文化看深圳，百年文化看上海，千年文化看北京，三千年文化看河南，五千年文化看山西。中国的城市都是有历史的，但是大多数城市都没有遗产传承下来，没有证据能够说明自己历史的古老。所以，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底气的，文化就是灵魂。

第四句话，人本就是根本。欧洲的城市把“以人为本”的观念渗透到了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里，跟我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欧洲城市建设的街道驾驭、公园建设、公共设施等都非常人性化地体现了“以人为本”的理念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了欧洲的城市会感到非常地舒服、非常地舒心的原因。

第五句话，管理是水平。我们大规模的城市运动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。大家感到我们的城市从外面来看没有一点差别，我们的上海、北京都是如此，和欧洲城市存在很大的差别。但是如果培养一个城市的精神，培养一个城市的文明，却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欧洲有句话说得好：培养一个暴发户一两年就可以了，而培养贵族精神、贵族文化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欧洲的文明、文化、儒雅非常了不得，季羡林老先生在《欧洲十年》中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：二战后期，柏林被盟军包围，被断水、断电，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，不亚于中国寒冷的北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老百姓只能上山砍木头取暖过冬。当时的政府定了一条，就是让护林人上山在能砍的树上做了标记，只有濒临死亡的老树是可以砍的，小树和健壮的树是不能砍的。这个国家是即将灭亡的国家，这个政府是即将不复存在的政府，市民普遍存在恐慌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除了做了标记的树被砍伐以外，没有一个人去砍伐没有标记的树！德国人的文明、守规则真是让人震撼！这就是为什么德国摔倒几次又很快站起来几次的原因，这个伟大民族的背后就是伟大的文化。所以，欧洲的文明能够传承下来是有其中的原因的。

不留遗憾规划的最大一个要素就是把规划层面做好。我们很多领导经常认为，规划不就是一个圈吗，规划没有意义，还是赶快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。其实规划是个系统，规划是个高度，规划是个未来，我们规划好了怎么会犯错呢？那么在规划中怎么来把握规划呢？我的体会是最重要的把规划做好，把规划把牢。

规划的第一条原则是逻辑大于存在。规划是有其规律的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。如果规划小于存在，等于迁就存在，结果导致城市建设走向下坡路，使城市越建设越差。城市建设一定是逻辑大于存在，做规划一定要按照规划的逻辑，不管存在多大的现实问题，一定要根据逻辑来做规划，不能迁就现状，迁就现状不是规划。有些事情可能今天做不到，可是我们的后人呢？我们不是在规划未来吗？到了未来，我们有些问题就可以解决。

规划的第二条原则是生态大于经济。对于一个城市，该留的一定要留下来，我们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追求。城市建设存在两个致命伤：一是短期行为，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政绩，牺牲长远。比如大同去年拍卖了一块土地，留了15亩地，代价是3000万，那么从短期来看，我舍不舍得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？二是浮躁心态，就是急于出政绩。生态大于经济，就是一个城市舍不舍得把黄金地段拿出来作绿地？

规划的第三条原则是整体大于个体，整体大于局部。规划是什么？规划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，规划是创造美的过程，规划是控制美的过程。一定要把规划当成一个崇高的事业、一个神圣的事业，只有具有献身精神才能做好规划。

规划的第四个原则就是历史大于现实。在整个城市规划中，凡是历史的东西，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。历史不可以再造，历史不可以复制，祖宗创造的东西，我们今天再有本事也是无法复制的。我们今天应该记住两个搞建设的人：一个是梁思成，一个是林徽因。梁思成太伟大了，在1930年代骑着毛驴走遍了山西，发现了唐代的佛光寺。我向上海来的同志讲，我有的，你永远没有。历史不可以倒退，历史不可以再造，但是你有的我将来会有，再过100～200年我再造一个上海是有可能的。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：未来是可以创造的，历史是不可以复制的。

欧洲人对他们的文化奉若神明，对文化保护的意识非常强。德国奔驰车曾经在中国的长城上做过一个广告，在德国放映之后，德国全民反对：你奔驰车是个什么东西，怎么能够上几千年古老的长城上，这是对文物的破坏！结果这个广告就被取消了。名画《蒙娜丽莎》在法国曾经丢失过，结果举国哀悼。

中国文物保护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外行人老想管内行人的事。我们现在的文化保护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应县木塔倾斜度很大，眼看面临着倾覆的危险。2004年山西古建筑专家开会，在讨论应县木塔的保护时，他们提出了三种保护意见：一是给木塔支一个棍；二是从三层隔断，三层以上吊起来，三层以下部分修好以后，再整合起来；三是国家维修。我一听，前两种意见纯粹就是胡说八道，中国的古建筑只能是国家维修，千百年来都是如此。应县木塔没有用过一颗钉子，全部是使用榫卯结构，支一根木棍既影响了景观，又破坏了它的完美性，同时固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第二个办法，从三层隔断以后，如何才能恢复原貌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。我说，在大同完整地、原样地复制一个，哪天应县木塔坍塌了，大同这个就成唯一的了。我现在修华严寺、善化寺等国宝，现在这些寺庙只留下了一个大雄宝殿，前面的正大光明殿和两个配殿、山门、仪门等其他建筑都没有了，幸好梁思成先生绘制了这些建筑的完整图纸，我们准备按照梁思成先生的图纸进行恢复。国家文物局却要求必须先向国家文物局进行申报，待批准后才能动工维修。然而国家文物局的专家认为文物不动就是最大的保护，我说你怎么不能动呢？我们几千年来都在修缮坏旧的寺庙。即使他们不批，我也要干。

结果国家文物局来查我，我就赶紧回来见国家文物局的同志，他们让我停下来，等待处理，要么拆除，要么整改。我马上就顶回去了，我说违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实际上的违法，另一种是程序上的违法。在实际上我不违法，我仅是程序上的违法。我有梁思成先生的图纸，我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，原工艺、原技术、原材料，所以，在实际上我不违法。第二，我承认程序违法，我给国家文物局报上去了，但是你们不批不让我干，我等不起这个时间。时间非常有限，今天拆成一糊片了，又不能建设，若是明天我走了呢？我没有时间等待，所以拆迁不可以等待。我就和他们说，你有本事就把我这个市长免了，没有本事就别拆，这是人民的血汗钱，你不能给拆掉。后来我和他们说：你们回去和局长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历史的人物，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。历史会证明，我是正确的，你是错误的。王家大院当年是国宝吗？王家大院221户，我修起来不就是国宝吗？你怎么不让我修复呢？后来，国家文物局也挡不住，官我照当，古建筑我也照建。

山西的古建筑是中国最好的，没有人比我们山西人更会做古建筑，实际上山西的古建筑就是我培养出来的。1995年修王家大院时，修古建筑时，我们的古建筑队伍只有七、八个人。我们只有修缮定额，没有修建队伍，基本上就是个维修。比如一个庙破了，维修就是十来个人，砖瓦很烂的。王家大院有了载体，才是大规模地上了，一直到王家大院四、五万平米，常家庄园十二万平米，榆次老城几十万平米，到了晋祠……一直在不停地修复，所以这个队伍是越做越大，水平也越来越高。我向张书记汇报说，山西的古建是最好的，没人能比得过我们，木结构在中国，中国最好的在山西，山西是全世界最好的，这个是肯定的。我们这是拯救性的工作，我们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所以历史大于现实，这是我们做事的原则。

第三，我们是追求一流，还是甘居下游？

我们常常这样想：我们在一个地方，在一个地级市里工作，在一个县里工作，我们所在的地方小，我们干事业是争创一流，还是甘居下游呀？因为我们山西这个地方，长期处于一个落后状态，好多地方不如别的省份。我回管理局时，田书记、宝顺省长给我一个任务，就是把晋祠宾馆修好。因为当时田书记和我说，总书记和朱总理来我们山西，晋祠国宾馆的条件给总理等造成了很大的不便。总理有个习惯，注重仪表，需要体现一个大国的风度。他每天中午吃了饭，休息一下，下午开会前要洗澡、梳头、捶头，不管是多会儿都是很有风度的，不像我们出来头发是乱乱的。朱总理在洗澡时刚打了肥皂，结果水龙头就不出水了。项怀诚当时是财政部长，住在二号楼，项怀诚说：“田书记，我一晚上没睡好。”田书记就问：“为什么啊？”项怀诚就说：“那老鼠那么大，扑腾来扑腾去，我老怕它把我耳朵给咬了，下水道还不时传出恶臭。”当时，项怀诚和田书记说：“老田啊，全国的国宾馆数山西差了。”田书记说：“我从青海来，难道还比青海差吗？”项怀诚说：“青海不差呀，青海这几年修建了国宾馆。”田书记把原话告诉我：“哎呀，后来我一了解，果然青海这几年修了国宾馆。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省委决定修复国宾馆。

我就想，怎么修复国宾馆？因为省政府没有规定拿多少钱，也没有规定修到什么标准。要修国宾馆，我就要看看全国最好的国宾馆是哪家？我带着管理局的同志走访了二十天，从北京走到上海，再从上海走到广州，从南到北，把最好的都看了。后来看到最好的装修是中国大饭店，我问是谁做的，他说是香港一家公司做的，他们就把联系方式等毫无保留地全部都提供给了我们。回来以后，我就和张省长说：“我们一共有400多亩地，外面农民还占了60多亩地，拿回来就是500来亩地。晋祠宾馆要做，就要做得后发制人，要站在他们的肩膀上，做出中国最好的国宾馆。”张书记笑了，说：“我们这么落后，不要说最好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当时他以为我是提拔得过猛了，一当上管理局局长就想建功立业，想干大，年轻人好冒。实际上，咱年龄也不小了，都46岁了。

没有钱怎么办呢？想要做个最好的国宾馆，需要4～5个亿，当时大家觉得改造国宾馆有1个亿就差不多了。后来，我就和发改委令主任说：“国宾馆要干，就要干个大事。”他就说：“让五大集团——煤焦集团、西山煤电、汾酒集团、太钢、国电，每家出个2500万，凑上1个亿，先干起来。”令主任很有办法，十来分钟就给搞定了。在修建期间，他们让我给领导汇报，我说：“不能给领导汇报，你给领导汇报完，领导不能不吭气啊，领导要做指示。如果正确呢，咱们就好办；要是领导说，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弄，那个地方该怎么弄，你是听领导的还是不听领导的？你要是听领导的，可能会有点儿问题；要是不听领导的，就是不尊重领导。”所以，我就说不要向领导汇报了。当时，田书记要到现场，我就说工地污染太严重，太乱了，就不要进去了，就没有让领导进去。

到2006年4月29日，我向宝顺书记汇报：晋祠宾馆差不多修建好了，希望你看一下。那天宝顺书记从1号楼开始一直看了一下午，全部看了以后，当时很激动。他站在9号楼的大堂，发表了一通讲话，说：“这是耿彦波继王家大院、常家庄园、榆次老城后创造的又一个高度！”其实，这不是我创造的，是大家创造的。整修后的晋祠宾馆很具有系统性，是个系统性的宾馆。不像有的宾馆比较乱，有古代建筑，有现代建筑，居然还有什么灰白建筑，装修也不好。

我们在一个地方创造一流的业绩要有正确的思路，要找设计一流的、最好的规划师、最好的设计师、全国最好的施工队伍，最后你的结果就是全国一流。榆次有个口号，就是“不创一流就是落后”。我认为这个口号非常好，不是一流就是落后。但一流是个开放的标准，你关起门，那么一流标准就是关门标准。平房拆了盖楼房，就说我这是一流标准，那个一流不叫一流，叫末流，得睁开眼睛看啊。冯仑写了一个《野蛮生长》，说做一流怎么做？要和伟大一起做，要学先进，这个行业谁最先进就学谁；要傍大款、傍大富，搞企业，人家做得好，就要跟着人家做，和人家一起合作。学先进、傍大款、走正道，这是做一流的标准。

第四，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还是办多少事就找多少钱？

山西在城市建设上有两大误区。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城市建设是个花钱的事，认为是政绩工程。这个花钱的事谁不会干呢？有钱谁不会干，其实是非常错误的。城市建设不是花钱的事，更不是政绩工程。一个城市的现代化、城市化、工艺化是一体的，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结晶的载体。如果说城市化说到底是城市的建设，那么工业经济就是城市经济。大家想想，为什么乡镇企业垮掉了呢？80年代为什么搞了那么多乡镇企业，那些都属于短缺经济，生产队就可以做了。到了今天，我们搞市场经济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有区别的，计划经济是短缺的，市场经济不是短缺了，而是富余了。市场经济是将原来短缺的变成富余了，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事。80年代，匈牙利的经济是短缺经济，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，生产力适应不了，所以只能是计划经济。邓小平最了不起的就是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。我们在搞建设时，一定要把城市的平台做好，城市才有凝聚力，这个地方才有希望，所以把城市建设当作政绩工程是错误的。有些人认为，有钱的事情谁不会做？我们想一想，有多少人把有钱的事情办成了坏事？实际上，花钱能办好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
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不要给后人背债。2007年前，太原的城建工程最多的不超过5个亿，一般都是2～3个亿，而其它省份的省会城市都是100个亿水平。我看了看长沙等中部六省省会城市，除了太原，其它省会城市几乎都是100多个亿。人家是100个亿，我们是3～5个亿，投入就是差距那么大。为什么一说省会城市，其它城市都比太原好呢？因为人家有收入呀。所以，这就是一个差距，我们要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，那么城市永远也办不好。要树立办多少事就要找多少钱观念。2006年底回太原后，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因为社会对太原的期望是非常大的。到了2006年底，我向张书记汇报说，张书记不好意思啊，我6月底到了太原，对太原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。城市是个复杂的系统，没有规划是不敢动起来的，动起来怕犯错误。2006年天天干活到晚上二、三点，天天做规划。中北大学的滨河东路，一直延升到中北大学门口，都是当时做的规划，从最北的中北大学到清徐都要做规划。2007年太原市的工程是70个亿，张书记说：“有些多了吧？”我说：“不行，张书记，其它城市都是100多个亿，70个亿并不多。”后来向市委班子汇报的时候，市委班子那么多领导只有申书记一个人相信，其它人都是在听故事呢，心说新来的市长，一下子来到一个大城市，要搞70个亿，能搞7个亿就不错了。没有想到当时我们大面积开工后揭开了建设的序幕。我们平时一定要变个思路，城市是可以撰写的，城市是个无底洞，把路修好，把环境修好，城市是可以升值的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第一个调整了长风商务区的规划，当时长风商务区是要打造成最干净的一块儿，2.3平方公里，很好的一块儿地方，又是城市的结合部，是向南延伸的桥头堡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大气的规划。原来卖地好多地方最高可以卖到80万，也卖了一部分，还要再卖，我一去就说，赶紧打住，要做个规划。做了规划后，最低卖地价是260万，同样是一片土地，80万和260万是差距多大啊，差了180万。这些都是政府的收益呀，我在讲为什么我们的城市没有钱呢？我们城市拥有广袤的土地，我们有规划权、有行政权，一个开发商把300、500亩地可以有几个亿的收入，为什么我们不把城市富起来呢？所以说，我们要办多少事就找多少钱。

第五，我们是要做官还是要做事？

其实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一句话，实际上做起来很不容易，这也是人生的境界。我们做官是为了什么？做官是为了做事，还是做事是为了做官，这是两种人生的差距。我们做官，有市场、有舞台、有平台，我们才能做事。毫无疑问，我们做官是做事的一个必要条件。但是做官不能成为我们做事的唯一追求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报负，你想做官，有时做官与做事相矛盾。因为中国的官场有个情况，那就是做事是影响做官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做事的时候，譬如洗的碗多就要打的碗多，不洗碗就连一个碗也打不了。我们做官做的事多就难免有争议。我们有时经常这样，领导表扬你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只听前半句。领导说：“这个干部不错，敢闯敢冒，能够干点儿事。”听话要听音，要听后面的话：“但是，这个干部有缺陷，不够成熟，考虑问题不够周全，容易干事也容易出事。”这就麻烦了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干部干活，干着干着就干不下去了的原因。人生有理想和追求，当你在一个地方当官，有时你的前途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大家的事。你比如说我在这里当市长，后面想当市长的人还多着呢，你老不进步，那后面的人都在那里压着呢，心烦得不行，看你脸也不对了，话也不对了，他要给你压力。所以人在官场里都希望进步。在这场官场文化里，在官场里人都希望不断地进步，在这种压力下这种官场文化下，就看你怎么取舍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做事的，要当官，要做好官，要有更多的机会。但有时候价值是不对称的，有差异的，你做一件事情未必能得到一个正确的回报，这时候你就要在这个地方沉下去，耐得住。在官场上，就要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做官只要有舞台，我就要做最好的。做市长，我就要做最好的市长；做书记，我就要做最好的书记。我在一个地方，只要有一个舞台，我就要回报人民，好好把它做好。千万不能把什么事情都要大办，那是没有门的，没有出路的。

我很感谢省委和我们的张书记，我干了点儿事情，能到了这个位置上，还是很不容易的，我感到很满足。当个市长已经是很满足了，我的祖先祖祖辈辈是农民，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，今天在我的村里我是最大的官，我已经感到很满足了，很了不得了，我一回家还算个人物，大家一看，市长回来了，这个官挺大的。我就感觉人生做事，一定要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。你的追求一定是要放下来的，不要希望做多大的官。做官的加减乘除到最后实际上都是一样的，官大官小，不能没完没了，你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够呢？所以，我就想我们在一个地方沉下来，就要把心先静下来，你就埋头做事，拼命做事。在一个地方没有五年，是做不出结果的，当时我在榆次我就不想走，当时让我到晋中市当副市长，管城建，我就找到领导，我就说我不想走，我在榆次当书记，再给我一年时间，先把老城恢复了，把老城完整的做了句号吧。再给我一年时间，然后我去哪里都可以。当时宝顺书记当副书记，我找到人家，说：“张书记，我不想动，再给我一年时间，360天太短暂了，再利用一年时间把老城修复起来，划了句号。否则，那么多事没有干完，我问心有愧，一年以后，你让我到新疆、西藏都可以。”张书记哈哈笑了。后来也不行，那就只好走吧，就离开了那个城市。

来了大同第一年的时候，大家想，耿市长来了怎么干得这么猛？有人就说，是不是不想当书记，想直接当省长呢？要不为什么？好好地干，然后当书记就算了？我就说，人生是不能等待的。我当时在灵石县当县长，他当了五年书记，我当了五年县长。当时有人给我出主意，说你现在不能干得太猛，要给自己留余地啊，当你当书记时，好好干，政绩不就是你的吗？当时我的心里还想人家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？但是我想了之后，觉得不行，我说，人生苦短，人生这么短的时间，我能等待吗？要是人家走不了，我一直当县长，那么我一直等着不就把自己给耽误了吗？后来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好好干吧。果不其然，我到榆次当书记了，我的书记还在那里。如果我不能等到那一天，我就不能做出事情来。所以人生是不能等待的，我们只要有机会，就要好好地做。我就想，人生在世，干一天是一天，混一天也是一天，混一天也延长不了生命。所以，忙就是营养，人忙是件好事。有人说，你一天从早到晚忙的那个样子，是会出问题的。我就说，不会出问题的！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工作中锻炼！关键是自己的心态也要放得下，不要背那个名誉包袱，不要功利心太强，不要把自己的事情放大，感觉我做了多大的事情，不要背那个包袱，要把心态放下。我就是做事，在做事中行走，把人生的名利思想放下。原来的医科大学的高书记到了卫生厅，他们给我们体检，第一项是量血压，因为我父辈是高血压，所以我非常重视血压，一检查高压110，低压80，很正常。其它什么也不高，因为瘦嘛。我原来在榆次的时候忙的时候什么病也没有。所以忙就是营养，忙中得到丰富的人生营养，所以说人生苦短。

第六，你是躬身入局还是在局外呐喊？

我们好多领导进不了那个角色，不能躬身入局，老是在局外呐喊。有人说做官要做曾国藩。曾国藩是我们人生的楷模，甚至是个千古完人。他讲过一句著名的话：“天下事，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，必须躬身入局。”所以，我的这一点就是从他那里来的。曾国藩先生奉行“五到”：神到（凡事苦心剖析，理其绪而分之）、行到（进了之后要用心地思考）、眼到（用心用眼去观察）、手到（勤于动手，有什么问题要记录下来）、口到（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反复叮咛，反复讲到位）。曾国藩一生奉行“五到”。所以，要想成就事业，是一定要躬身入局的；所以对于一线工作者，比如仇和，都是问题在一线中解决，一切工作在一线中创造，一切在一线中考察；所以我们是一线工作者，一年99%的时间都在工作第一线，1%的时间在办公室。我那个办公室很长时间才进一下，进去也是看报纸，办公的公务主要是在车上，秘书拿到车上来看文件批件。平时不是在工地现场就是在会议的现场，在会议的现场都是看图纸、研究规划、开协调会，其它的事要事无巨细、事必躬亲。有人说，当领导应该举重若轻，当甩手掌柜，从高点来看问题。其实，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坏在这个思想上面。很多事情就应该学习人家，就应该事不过夜，当天的事情当天办，事必躬亲，事无巨细，大小事情都要过问。

第七，我们对待工作是简单化还是复杂化？

我们的误区就是常常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本来事情很简单，我们非要把它弄得很复杂。刚来大同时，很多房子涉及到拆迁，好多干部就说，大同那个地方太水深了，太复杂了，我就说怎么个复杂呢？他就说背后有什么领导。我就说，这个不要讲，我是对事不对人，我的拆迁是因为他违法才要拆迁的，你不要说背后的那些事情，我不知道。太原也是如此。当时在拆省外办在青年路口的房子，和我当过局长的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房子，当时我让迎泽区给强拆，省外办发来一个件，件上有领导的批示“请彦波同志暂缓拆迁”，我就把件给压下来，我就给迎泽区打电话说：“原来是下午拆，上午必须推倒，抓紧时间拆迁。”下午三点报告说是拆完了，我四点钟去找领导说：“领导对不起，件接得迟了，没接到您的批示就给拆了。”领导说：“拆就拆了吧”。如果你不做简单化处理，要是把事情看得很复杂，要看我的领导行不行啊，影响不影响我的政治前程，那就很麻烦了。所以，我们提倡人生的智慧就是简单加勤奋。我提倡开门见山、单刀直入、直奔主题。不要一开会，一要解决问题，一安排一些事情，有些领导就要求拿方案，我就说拿什么方案，现在定了，马上干了就完了，拿什么方案呢。很简单的事情，非要拿个方案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。

在工作方式上，我说了三句话：叫复杂的问题简单化。不要开那么多的会。第二句话是全面的问题片面化。我在县里和市里工作过，我是从来不传达领导讲话的，为什么呢？我说领导的讲话比较重要，那么我们把领导的讲话变成我们的语言说出来，把山西话、北京话变成大同话，落实就行了，还传达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好多讲话哪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，其实领导讲话就是好好干、干好了，记住了就行了，所以你不要面面俱到，我们应该全面的看问题。但是你一定要有片面，要有重点。所谓片面，就是要求要有重点，你可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？把重点干好就行了，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能力。开了那么多的工作会，全晋中市十一个县区，大家都有奖，只有灵石县一个奖也没有，不够意思，起码要有个安慰奖、精神文明奖，我在灵石、大同从来不争第一。我说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我们干起来最后让说，我们要看结果，不要在过程中争第一，我们要从长远考虑。临汾就是这样的例子，现在临汾各项工作都是第一，我们打的基本功都是要考虑长远的，现在回到灵石看我，起码我还不是个坏人，我让大家还是怀念的，虽然过去了十年时间，老百姓还是怀念的，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是抓住重点。第三句话，重点问题绝对化。绝对化好不好？但是在工作上，重点工程一定要紧紧抓住不放，就是要把它绝对化，就是要集中财力、物力把它重点突破，突破了才能带动全面，千万不能面面俱到。理财之道是什么呢？现在的财政机制是买油的钱不能买辣椒，买辣椒的钱就不能买盐，都是专项的。我在灵石县当县长时，就是辣椒也不要了，油也不要了，菜也不要了，就买盐，把盐做得最大，集中财力办大事，不要面面俱到。中国的很多事情实际上都是人造的，都是关系的。计划经济时，多花钱就高兴，很多时候说弄个第一吧，有些第一是花钱买的，经常下面有人找我，说上面来检查，检查不行就要给通报，要出钱。那么，我就问，不出这个钱有什么后果呢？他说评不上先进，我又问评不上先进又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我就说评不上先进也无所谓，今年评不上明年评，三年以后评也可以呀。所以，每年开展表彰会也没有意思，一年才能干多少事，有必要吗？其实三年作为一个周期就已经了不得了，三年能做一件事情就了不得了，你不要希望大变样，没有那么多的事，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事。

第八，我们是挺然而行，还是左顾右盼？

遇到事情你要挺然而行。曾国藩讲挺经，我们是挺得住还是左顾右盼？遇到事情能不能做到风吹浪打不动摇？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这首诗说起来容易，但是事实上还是不容易的。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我是一根筋念到底，一件事抓住头，遇到困难往前走，其实胜利就是前头那一下子。我想说，要做一件事情，要挺然而行，不要左顾右盼，不要患得患失。

第九，是坚持到底还是半途而废？

成功就在于坚持，曾国藩曾说过：“古今天下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致败。”为什么你要当一个庸人，就是一个“懒”字、一个“惰”字致败。“古今天下之才人，皆以一傲字致败”，作为一个有才的人，为什么一件事情不能做成呢，主要是由于自己太骄傲了，没有把握好人生，所以在于一个坚持。有个故事：柏拉图写《理想国》时，他的老师对同学们说：“你们能不能每天举手举一百次？”学生们说能做到，这么简单的动作能做不下吗？过了十天以后，老师问，谁坚持了？所有学生都骄傲地举起了手。过了半年以后，老师又问：“谁还坚持着呢？”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举手了。到了一年以后，老师又问时，只有柏拉图一个人举了手。所以成功在于坚持。我们是好多事情没有坚持到底，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思路要一以贯之，不要争眼下的荣誉，不能争一时的得失，坚持下去，我们就能成功。

第十，是追求完美还是放弃妥协？

在城市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追求完美。城市建设就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，在创造美的过程中我们要追求完美。城市的完美是个系统，包括道路、路灯等都是一个系统，在这个系统中我们怎么样来追求这个完美？过去我们经常在修路后有个感觉，就是路修了之后，为什么城市没有变化呢？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没有追求完美，因而没有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。比如迎泽大街，在改造中有没有变化呢？道路、路灯都是经过标准化的设计。有人说那个路灯不好，好像要倾斜地倒了；两个省长都认为路灯没有做好。我就说：“规划的路和路灯有什么关系？”宝顺书记认为路灯有些细，我就说：“学生们写作文时赞美路灯的漂亮、现代感，有好多孩子们赞美优美的路灯，站在宽敞的迎泽大街上，都是赞美呢，这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”他说可以用长安街的灯呀，我就说：“太原用了长安街的灯，那还叫迎泽大街吗？”城市最忌讳的就是抄袭人家，千篇一律。大同抄袭一下问题还不大，作为省会城市不能那么建，路灯等各项工作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迎泽大街整治出来就有景观。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是追求完美的，不能在遇到困难就放弃你的坚持，放弃对完美的追求。但是城市建设是个遗憾的艺术，我们追求完美还得不到完美，所以就有“取法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；取法乎其中，得乎其下”。我们在追求完美中还是有遗憾的艺术，所以城市永远是遗憾的。

大家在大同参观也会充满诸多的遗憾，我感觉到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到位，我们还要做好。大家都是从省会城市来的，我也是从太原来的，我在中北大学那边的周边整治工程没有完成好，非常抱歉。老师们都是有文化的，用文化人的眼光，希望大家对大同这个城市多提宝贵意见，使我们这个城市更完美一点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