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2004年会上的讲话

2004年11月27日 根据录音整理

今天我们很多人起个大早来参加会议，还有很多同学没有到，我们就不等了。在一个星期前我们神经所得到一个好消息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蒋辉、郭炜、梁新华的论文被Cell接受了。这是给我们所年会的一个礼物，是一件大事。国内的工作在Cell上发表，在这二十五年还是第一次。蒋辉、郭炜、梁新华在吗？站起来！我们大家向他们祝贺（众鼓掌！）。

大家可以看看这篇文章，三位同学努力工作是很明显的，饶毅老师的指导也很有功劳。但主要的成功还是实验工作的成功。在实验科学界常常有人说“ideas are cheap, it’s the experiment that counts”。Ideas大家都有，大家都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问题。谁把实验工作做成功、做完整，谁就有主要贡献。有人说这是我的想法，那是你的想法，要分清楚。事实上Idea在实验科学上是没有太大意义的，再说科学研究是讲交流的，在交流的过程中ideas是free floating，大家都有份，很难说这idea完全是你的，不是别人的，除非是非常非常新颖的想法。这篇Cell文章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，我们也不要吹牛说这是重大突破。这只是在axon differentiation 过程中signal transduction的一个环节，这个环节做得很清楚，面面俱到，结论无懈可击，这样就达到了Cell的标准。但不是说axon differentiation的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手中做的实验，都可以达到这个标准，只要你能够把你的实验做得彻底、做得完整，就可以达到Cell标准。

我看很多实验室的课题，包括我们自己的实验室，常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数据信服，对自己得到的结果常常不够critical。一般的project，开始的时候总有一个基本现象，根据这个基本现象提出一个假说，然后就围绕这个假说做实验。但在做实验的过程中，你会发现有些数据很合你的假说，有些数据不合，常有的做法就是把不合的数据放在一边，合得就相信了，认为自己的假说果然被证实。其实许多数据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，自己却已被自己说服了。而且继续朝原来的方向做下去，有反证也不认真对待，到最后很可能走上歧途，因为你的假说可能有问题。所以重要的是任何假说只能作为working hypothesis，不要被自己的假说所局限，假如你的实验结果跟假说不合，是很自然的事情，这只是告诉你假说需要修正，以便进一步提一个更好的假说。那个新的假说应该能包括解释与原来预测不合的、有反证的结果。

我想很多同学、老师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，常常做实验求证自己的假说，得到的结果不合，就放弃了，不往下走，另外开一个头。这其实是不对的，有时是很可惜的。假如你得到的结果没有证实你的假说，你一定要分析是什么原因？假如你一次实验、两次、多次实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，你就要问，是因为你的实验技术不行，还是你的实验的方法有问题？为什么不能够重复、有正有负、有太多的 noise？假如是方法不行，这个方法在你那个系统内应该行，而你做不出来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如果你放弃继续下去就是没有克服实验的关。假如别人在类似的系统，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有这样的结果，在你手中却不行，你就得继续做，不能放弃。反过来说，假如你能够证明你的实验技术方法没有问题，但是你的结果就是和你的假说不一样，那你就更不应该放弃。这就表示说你原来的假说有问题。你原来的假说是在大家公认的思路, 公认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，假如实验证据跟你的假说不合的话，表示说现在公认的想法是不对的。你应该换一个新的想法才会能够包涵你现在的结果。这样常常就可以引导到更重要的发现。科学发展就是把现有的公认想法改变。你得到与你假说不合的反证其实可能是最好的结果。就是说你的假说有错误，大家想法都有错误，当然首先你要完全确信你的实验结果是可信的。

我们常常强调我们要出好文章，其实出好文章不是目的，当然出好文章你马上就可以毕业，这是好事。但我们所里强调出好文章，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把科学研究工作脚踏实地做彻底，做严谨，能够拿到真实可信的研究结果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杂志。所以出高水平杂志的文章反映了我们的工作水平。这使我想到现在外面有些人在批评神经所，包括我们有些科学院的领导。他们认为神经所没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出几篇好文章，而基础科学文章对社会没有什么大意义等等。确实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对社会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意义，我们没有办法治神经系统疾病。那我们的社会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基础研究？要强调出好文章？在整个科学界除非有重大的突破，出几篇文章可以说不起一丝波澜，没有那么大的意义。但是我们是一个起点，我们就是要强调脚踏实地、严谨、彻底地做科学研究，建立一个不浮夸的学风。现在我们科学界、社会上，盛行浮夸风。做出一点小成绩就是世界领先，有多大突破，对社会有多大意义。几十年社会运动遗留下来的浮夸风，在科学界里还仍然盛行。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榜样，把不浮夸、脚踏实地、严谨地做科学的态度在中国神经科学界好好建立。这才是我们出好文章的意义。

我们有没有社会良心？是不是只为了自己成名成家出好文章？我相信不是的，大家都知道我们做的工作，工作做得彻底从长远来说自然会有社会意义的，尤其是神经科学的工作很容易联系到神经系统疾病，退行性疾病等问题。时候到了，工作做严谨了，是credible，自己相信，别人也相信，在国际上大家相信，在这个时候就能做出与疾病相关的问题有突破的工作，才会有人take it seriously，才会真正达到有社会意义的目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树“一个大旗”，说我们要解决重大神经退行性疾病，要解决Alzheimer’s disease、Parkinson’s disease。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疾病没有兴趣，不愿意解决这些问题，而是时候未到。当我们建立了高水平的研究室，能够把科学问题解决得很清楚，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有能力解决与疾病有关的问题，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集中大家精力去解决一个重大疾病问题，才有成功的把握，现在还没有。

我们有些科学家动不动就向国家要几亿的钱，举个大旗就要几亿，为他们自己的项目要国家投资大笔的经费，没有想想做这种研究到底是否真正能解决问题？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在一些基本功夫还没有建立的实验室投入大量资金，这对社会是多大的浪费。我想提醒这些科学家，去看看我们社会现在的情况，看看农村的情况。我们现在有些农村还很穷，你买个大仪器放在实验室不能确实好好用，可以养活多少困苦的农民？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浮夸，谨慎地使用科研资金，好好做科学，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基本的社会良心。

讲到这里，我还想讲一些心里话。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们、同学老师们都非常关注自己的前途，大家不再喊口号了，很多人也不理社会上的一些事情。科学家生活在象牙塔里，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关心，看到的就是上海、北京繁华的一面，生活是很不错的。心里想的、盘算的都是自己实验室、工作上的事情。我觉得科学家是社会的一分子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，对这个社会要有一些了解。平时我们离开上海到外面去，都是到一些旅游点去旅游，去陶冶心情。但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很多困难，还有很多不安定因素，有些农村还很穷。社会虽然是繁荣了，但有严重的两极分化，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、不公平的现象。作为一个科学家，关在门里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吗？是否还要考虑一下你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如何表达出来？对这个社会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贡献？也许这有点唱高调，有时候我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发展有些阻力。但是几千年的传统，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，就是社会良心、对社会的关心。到现代，“五四运动”以来要民主、要科学，这都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，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。中国传统就是知识分子不是只顾自己，要先天下之忧而忧。这个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是应该继承下去的。这里大部分同学都要离开这个所，很多都要出国，都是为自己前途奋斗。大家关心中国，关心国内社会，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延续，关心到什么程度？是不是积极地参与？参与的方式是什么？我希望大家能想想这些问题。我最敬佩的科学家，像过去的爱因斯坦、Niles Bohr，现在的 David Baltimore、Richard Lewontin、Steven J. Gould 都是有社会良心的科学家，不但自己工作做得好，他们对社会关心，对社会不正义的事情提出抗议。而且最重要的不光是批评，自己批评的事自己首先要做好。现在大家不满的事很多，批评的事很多，而对自己的要求却不够。我觉得从一个科学家社会良心上来讲，最简单的起点就是从你自己的工作做起。你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好，你待人处世也好，能够做到脚踏实地，真实严谨的态度，然后你还要能够慢慢地影响别人、影响这个社会。假如我们的科学界大家都说，照着国情吧，国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社会怎样做我们是管不了的，那我们就永远变不了，情况就会越来越坏。现在我经常会听到我们一些科学家说：“腐败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，上亿的钱很容易地就被浪费掉。现在政府愿意投资科学研究，这些经费是不拿白不拿。如果你不拿这些经费，同样会被别人浪费掉”，“与社会上可见的腐败相比，科学家用科研经费款待朋友、公费旅游等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”。即便从科研工作上讲，在神经所也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，有些经费被轻易地浪费掉，只是因为我们在开始实验前没有好好的思考与计划，在定购仪器前没有认真考虑购买的必要性和该仪器的使用率。所以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，应该从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开始，看我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，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是怎样表现的？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良心，如果我们自己都腐化了，我们还能期望我们的社会不腐化吗？现在我们的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谓的“圣人”、“烈士”，而是绝大多数人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让我们从争做神经所的“好所民”开始，然后尽可能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同事、我们的朋友，在科学界、在这个社会成为好公民。

有些人批评我到神经所做的事情，就是把美国那一套带回来，不合国情。“不合国情、要安定团结”，这些说法是中国社会腐败现象、科学界虚假浮夸、人事关系主导一切等等各种弊端的最好挡箭牌。我们科学界，甚至整个社会改革目前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这种要安定团结、要合国情、要讲人情的做事方式。这是我个人，也希望神经所同学老师们要坚决抵制的。我觉得我们所这五年来在科学研究上有一个好的开端，但我希望我们的意义不止在这里。我们要在神经科学界、乃至整个学术界做一个榜样。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做科学的态度，都能作出一个好的榜样，将来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。今天我就大致讲到这里，开始我们所的报告（众鼓掌！）。